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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过早建都丧失锐气。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3月29日，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建都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见，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648页）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

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

杨秀清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当然，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需要明确的是，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对近代中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它最早实践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几个高潮。另外，它主张对外开放、发展本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它自1851年1月开始，到1864年7月结束，历时14年之久，势力发展到18个省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它反对鸦片输入，不承认列强在华特权，同外国的武装干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列强侵略者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使太平天国运动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的声势之强、规模之大、经历时间之长、经过之复杂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但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最后却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结束，其失败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发动和组织太平天国运动始终的指导理论――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是一种落后的、不科学的理论，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利用宗教来发动农民起义并不是洪秀全的发明。早在东汉末年张角就是利用太平道教来发动黄巾大起义的。宗教思想原本只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和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但宗教之所以也受到劳动人民的欢迎，只因为其中有一些原始平等思想和能够帮助劳动人民解脱残酷现实的美丽言辞，因此这一点往往会成为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有力工具和思想武器。但宗教并非科学的理论，利用它发动起义或革命，只能使起义或革命取得暂时的成功，而不能把起义或革命引向胜利。

在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是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第一、洪秀全、冯云山等农民起义的领袖，迎合了当时农民斗争的需要，把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创立的“拜上帝教”中所吸收的基督教义中国化，同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宗教的某些形式和精神，这样有利于吸引下层民众参加“拜上帝教”，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宣传和发动奠定组织基础。第二、“拜上帝教”把拜上帝的信仰与人民群众的日常愿望结合起来，促成基督教精神与主张衣食第一、求吉利、求如意、求平安的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从而为日后把群众由虚妄的精神世界引向为实现这些美好愿望而斗争奠定了有利的思想基础。第三、洪秀全通过“拜上帝教”宣传，他即将建立的太平天国是人间天堂，适应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需要，有利于号召教徒为建立这个国家而斗争。第四、洪秀全从基督教为上帝大家庭的观念中推衍出人无私财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把它写在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这只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农民的平均平等思想、儒家的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美丽的空想，对起义群众起了巨大的鼓舞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起义的发展。

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一步步的走向它的顶峰，特别是到了1856年秋天的天京事变后，“拜上帝教”这一套理论使越来越多的太平军将士怀疑其真实性和正确性。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整日躲在深宫里遥控外面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的思想就越来越受到他所创立的荒诞无稽的宗教信仰的束缚。李秀成曾说：“自六京解围之后，我主执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而且“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①。同时他发布的诏书有些就是要人相信他是受上帝和“耶稣基督”以及“天兵天将”的保佑的，例如当安庆已被敌军包围时，天王下诏说，他在一夜间登天“亲身觐见父皇”，聆听父皇的教导。

洪秀全和参加这场大革命的所有人都不能科学的解释他们初期为什么能够取得重大胜利以及这种胜利随后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原因。洪秀全既然说这是上帝造成的，那他只能再次期待上帝再显奇迹。“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天上语言来传达人间的革命意志，但到了后期，他从远离实际的王宫中发出来的非人间的语言，已不能在群众中引起什么激动了。”②

李秀成在失败后的自述中说，他和他的堂弟早就不相信“天父天兄下凡”这一事实了。其实，就太平军全军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虽然仍然遵循某些宗教仪式，但这时已是一种空洞的仪式，不可能像前期那样借助于宗教信仰使全军保持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军纪了，此时的太平军已开始出现精神涣散、军纪废弛的情形，战斗力锐减。1862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贤写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说：“我兵心已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这封信为清军所获，后又落到英国驻宁波领事手里，并加以评论说，这封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谈论世俗的问题”，而把“太平天国的宗教完全撇开了”③

总之，利用“拜上帝教”来组织和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在前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到了后期，它的危害性便不可避免的流露出来，从而导致太平军的唯一的思想武器的锐利锋芒黯然消失，使太平军内部出现了一系列致命的危机，最终引导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

二、洪秀全的决策失误及洪氏集团的腐败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他在组织、发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秀全虽然保持着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但他愈益丧失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动力，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误，与此同时，洪氏集团内部愈益腐败。

第一、在领导集团争权夺利的天京事变中，洪秀全密诏北王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这给天国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惨重损失，迫使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重用石达开却又猜忌石达开，派自己两个昏庸无能的哥哥牵制他，最后为了巩固洪氏集团的统治逼走石达开，造成天国力量的又一次大分裂，破坏了刚刚扭转的大好形势。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洪秀全没有从中得出教训，相反，他对周围的许多人都觉得不信任，因而滋长了任人唯亲的恶劣倾向。他的两个哥哥虽然庸碌无能，但被封为安王、福王。他的十个儿子也都受封为王。洪仁\初到天京未立寸功，反被封为干王，显然是洪姓一家人的缘故。和陈玉成、李秀成同时从下层提拔起来的蒙得恩，因为善于逢迎，受天王宠爱，其地位还高于战功卓著的陈、李二人。总之，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秀全任人唯亲，组织洪氏集团，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贪图享乐，奢侈腐化，使天国内部上下离心、人心涣散，陷入无法挽救的严重混乱中。

第二、天国后期，特别是天京事变之后，由于太平军内部将士对“拜上帝教”的所谓“天父天兄下凡”之事已不再相信，所以被封为干王的洪仁\深感杨秀清当政时“号令统一”的情形已经是昨日黄花，并且认为“事权不一”是足以导致危险的后果的。他又指出，将领们和官员们“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④，也就是说，当时太平军内部将士都以升官发财争权夺利为目标，已失去共同奋斗的远大政治目标。其实，天国后期，“事权不一”，离心离德，也是一个必然趋势，除了封官赐爵之外，洪氏集团的领导者已没有别的办法来维系人心。

第三、天国后期，洪秀全在军事指挥上连连失误，严重丧失了太平军的有生力量，直接造成太平天国的败亡。

天京事变后，西征军在江西连连失利于曾国藩的湘军，这说明太平军对湘军采取的分割包围、挖壕固守的战略战术认识不足，同时对于湘军水师给以后战局带来的影响也没有充分估计。即使没有石达开的出走，太平军对湘军采取寸土必争的战略也是过于轻率。江西失利后，太平军不思改弦更张，只着眼于临危救急，战术上一律采取前期的“围魏救赵”的做法，计谋不能出敌所料，执行又不能坚持到底，以至无一处打痛了敌人，尽管左冲右突，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最后导致军事上彻底失败。

三、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起了加速作用。

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终于熄灭了，北京城森然的大门被武力撞开了，咸丰皇帝的行宫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成了废墟，象征着屈辱的《北京条约》也签字了，但在清朝的当权派中却感到，“这些侵略者其实是很有信义、很有礼貌、可以做朋友的人”。代表这种看法的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同英、法谈判并签定条约而成为洋务专家的恭亲王奕欣。当咸丰皇帝还在承德避暑山庄担心英法和约虽签但还会反复时，奕欣就说：“（外夷）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且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该夷既已撤兵，似不至再虑反复。”⑤1861年2月，奕欣又奏曰：“（英法）均称深知中国以诚信相待，毫不嫌隙，彼此永敦和好，并释前日猜疑。”⑥至此，封建统治者确实认为这些侵略者“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其实，外国侵略者不但不想要清朝的“土地人民”，而且还想帮助统治者来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太平天国的革命者们。早在《北京条约》签字后不久，法国和俄国相继向奕欣提出：愿意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和清朝实行军事合作。奕欣也主张如此。此时清朝官方已经确认他们和“外夷”是可以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成为同盟者的。奕欣在奏报中说：“自臣等笼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睨而就我。”⑦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⑧至此，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共同镇压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只要他们找到双方合作的方式即可。

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英国向太平军曾发出照会，但遭到拒绝。英国想动用自己的军队来对付太平军，但又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同时，美国人华尔公开在上海招募了一支由外国流氓、水手等组成的“洋枪队”，很快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欢迎。之后，华尔的“洋枪队”在清政府的供给和支持下实力大增，很快发展成为以中国士兵为主体、用洋枪洋炮装备、由外国人统领的一支中外联军，人数也由开始的12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英法等国也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但清政府和列强在合作期间，由于民族矛盾所致，彼此顾虑重重，合作基础不牢，双方均持有有限合作思想，从而又制约了列强的武装干涉。1862年2月到8月，英、法正规军在上海、宁波参战，基本上起了个辅助作用。以华尔为代表的中外联军在1861年参战后活动范围更广、参战时间更长、投入兵力更多，但也受到清政府的多方防范，实力与清军相比相差甚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全局中只能起配合清军的作用。其实，太平天国在1856年的天京事变后就已元气大伤、由盛转衰了；1861年9月，安庆失陷已受到致命打击，败局已定，即使没有英、法正规军及华尔的中外联军干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也是迟早之事，因此列强的武装干涉加速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四、太平天国运动中提出的反封建、反孔孟之道的主张，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和孔孟之道，条件还未成熟，因而这种主张超越了时代，脱离了群众，并不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成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文化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民族资产阶级还未产生，早期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还不足以支持太平天国运动，这样，革命的农民找不到任何阶级同盟者。

知识分子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当时的知识分子都附属于地主阶级，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都站立在太平天国的敌对方面。当然，太平天国革命中也有知识分子，如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等，但人数极少。

在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太平军每攻占一个地方时，本地的知识分子大多已逃跑，也有些逃跑不及的知识分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幸而陷入”太平军中。太平军对他们优礼相待，非常尊重他们，称他们为“先生”，很愿意请他们来做些文墨工作，如江苏金山人顾深在所著的《虎穴生还记》中说，他没有及时逃走，遇到了太平军，太平军在各个方面对他都“优待”，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利用打更的机会逃走了。由此可见，这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尽管太平军“礼贤下士”，对他们“相待如一家人”，但他们仍然认为革命的农民是“贼”，不愿意真心为革命服务。⑨后来，太平天国还仿照科举考试的办法进行考试，但由于时间仓促，也没有什么结果。

当时虽然没有资产阶级，但已有了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主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对中国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他们不理解甚至反对太平天国运动，如冯桂芬（1809――1874），他的《校庐抗议》一书，是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最早的一书。在书中，他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主张学习使用机器，学习西方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并对清朝当时的官制、科举考试制度等提出了批评。在他的书中，对于中国“将为世界万国所鱼肉”的形势非常忧虑，但他赞成借洋兵来“剿贼”，他说：“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他认为。“剿贼”――消灭太平天国是当前最紧急的任务。⑩

从上述来看，太平天国提出的反封建、反孔孟之道的主张，对于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而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并且就其阶级立场而言，他们对太平天国运动是敌视的，当然更谈不上对太平天国运动有所支持了。同时因其主张超越了时代、脱离了群众，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革命农民找不到任何同盟者，只能孤军奋战，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它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显示了中国人民蕴藏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延缓了中国的殖民地化进程。它的失败留给我们许多经验和教训，这是千千万万太平军革命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一切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止由太平天国运动启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代代继承下来，激励着后来者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踏着先烈的鲜血前仆后继，奋勇向前

（1）从客现上分析，主要由于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时代，它所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掌握全国政权、作为封建势力中心的清朝统治者，而且还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因此所遇到的敌人相对来说说比较强大。

（2）从主观上分析，由于太平天国还只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在民阶级受着严重的剥削，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但是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纪律，借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

精简答案就是：1 中外的联合绞杀

2 内部发生了内讧

农民阶级由于经济上及政治上的压迫，才走上了武装起义的路线，并不能说他们愚昧，只是他们起义的动机只是迫于压迫的无奈。他们没有想过起义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没有想过有怎样一部法律治理及维护起义后的胜利果实，也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太平天国运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那只是从农民阶级的利益出发，一个很片面的空想。所以在政权到手的全盛时期，由于只从农民阶级的利益出发，并不懂得安定后该怎样治理国政，所以发生了天京变乱，也就导致了天国的衰落。这种只农民阶级利益出发的观点就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虽然后来接受过资本主义思想的洪仁\也力求挽回，可天国元气已伤，加上国外与国内的夹击，最终导致天国运动的失败！

我了解的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内部权力斗争。如果不是内斗，满清的那些小光头，早就给赶回大兴安岭了。其实太平天国的内斗和天朝立国之后发生的事，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天朝吸取了太平天国的教训，就是未完成统一之前，不大搞内斗。等到统一了，才慢慢斗。所以就斗了十几年。太平天国过早建国定都，东南西北四大天皇各怀鬼胎，因为他们四个都有自己的军队和势力，个个都想把洪秀全搞下来，自己上去坐。但洪秀全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今天和这个关系搞好一点，明天，又和别一个关系搞好一点。让他们四个内斗，斗来斗去，全被洪秀全搞死了。但太平天国也让他们玩散了。。。所以天朝引以为戒，以避免内斗为第一中心思想。以和为贵啊！！！